毛主席警卫员讲述：我所接触到的陈伯达
【编者按】李家骥曾担任毛泽东的卫士长达十三年之久，在这段岁月里，他与毛泽东身边的几位秘书，包括陈伯达、徐业夫、罗光禄、沈俭新、林克、高智等人，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本文旨在回顾李家骥对陈伯达的印象，其中不乏一些引人入胜的细节，值得细细品味。
杨庆旺：领导者与秘书间的互动模式，与常规的上下级关系存在显著差异。领导者往往需要秘书传达事务，甚至寻求他们的策略建议。那么，毛泽东主席与他的秘书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
李家骥：总体而言，毛主席与秘书的互动既显共性，亦存特性，与他人的关系相较，既有相似之处，亦呈现出独到之别。
主席身边秘书众多，我仅能就我所熟悉的几位秘书的部分事迹进行阐述，如徐业夫、罗光禄、沈俭新、林克、高智等，我与他们均有深厚的交情。然而，限于篇幅，我无法一一详述。在此，仅以陈伯达为例进行探讨。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主席秘书团队中，陈伯达以其年龄之长、资历之深、级别之高和影响力之大，始终位于前列。各方面衡量，他的地位都位居显著。
在我担任主席警卫员的日子里，我有幸与陈伯达有了不少交往。在此，我想就我所了解的陈伯达进行一番介绍，或许与公众所熟知的陈伯达形象有所差异。
陈伯达1938年从北平迁至延安。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苏联接受过锤炼，历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之职，并曾担任大学教授的这位人士，起初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不久，在一次讨论会上，他的言辞引起了毛主席的格外关注。自此，他逐渐获得了毛主席的青睐，并被调至毛主席身边共事。与此同时，陈伯达凭借其卓越的才华与出色的业绩，赢得了毛主席及中央的高度信任，从而稳步攀登至中共领导层的巅峰。
尽管在此期间他曾身兼数职，但“毛泽东秘书”这一身份始终未曾分离，甚至始终占据着他职业生涯的核心位置。
陈伯达
在西柏坡，我有幸与陈伯达相识。由于工作性质，我们虽有过接触，却未曾深交。记得有一次，机要室的领导委派我送一封信件给陈伯达。他当时寓居于主席住所西侧，紧邻朱老总和王明先生的府邸，距离机要室并不遥远。然而，我此前未曾踏足陈伯达的居所，不知具体是哪间房舍，于是只能一边询问一边寻觅。
在他人指引下，我抵达了一座平房前，轻敲了三次门扉，同时大声询问：“请问这里是陈伯达同志的住所吗？”
片刻后，门被推开：“请进。”
“报告首长，叶参谋长吩咐，让我将此信转交于您。”我话音刚落，便将信件递交至他手中。陈伯达接过信件，边阅读边应道：“嗯、嗯。”
我注意到他似乎并无其他要事，便对他说：“请首长开具一份收条。”
“你这小家伙挺机灵嘛！写信还要索要收据！”他带着闽南口音，话语中带着几分不易辨识的韵味对我说。
“首长，执行通讯员职责，这是不可违背的规矩。”我迅速作出解释。
他迅速挥毫写就收条，递至我手。此情此景，便是我与陈伯达先生初次相见的情形。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相识，彼此间的熟悉感也与日俱增。陈伯达给我的总体印象是：他生活简朴，对衣着从不讲究，有时甚至显得过于朴素；待人接物热情周到，言谈举止和蔼可亲，却不太擅长长篇大论；他讲的是福建话，发音独特，不易理解；但他聪明好学，深受他人的尊敬。
杨庆旺：您在主席身边度过的十数载时光，积累了对他的深刻印象。能否请您通过亲身经历的具体事件来阐述这些感受呢？
李家骥：好的，让我将那些尚存脑海的零散片段逐一“重现”于你面前。
这些片段深刻烙印于我的记忆之中，它们给我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我将其如实呈现，其中不乏“引人入胜”的部分，亦不乏“不尽人意”之处。在此，我需提前说明，本文的目的并非对陈伯达作出定论，亦非对他的一生进行总体评价。
杨庆旺：我懂，请说。
陈伯达在天安门发言
李家骥：想到哪说到哪。
在建国之初，我国实行了供给制度，食堂内部分设了大灶、中灶和小灶三个等级。其中，高级干部享用的是小灶，中层干部则分配到中灶，而一般干部则食用大灶。
他并不随众人“扎堆”，而是独自占据一隅，埋头缓慢地享用每一口食物。
他的用餐态度随意而不讲究，显得略显狼藉。在我为叶子龙分饭的当儿，我细心观察了陈伯达的用餐情况，发现他的嘴角和鼻尖上都沾附着些许米饭。
在双清别墅期间，我有幸陪同主席在院落中漫步。恰逢陈伯达先生来访，显然有所要事。他跟随主席同行数步之后，开口说道：
“尊敬的主席，近期华北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您是否已经阅读？”
“哪篇文章？”主席好奇问道。
“《不可遗忘的历史》。”陈伯达即刻回应。
“未曾留意。”主席回应道，“能否为我取来一观？”
“悉数允可。”陈伯达遂踏入主席办公室，双手捧着那份报纸，递至主席手中。
目睹此情此景，我不禁由衷地敬佩陈伯达，果然是高人一等！
陈伯达注意到主席的目光在报纸与他之间来回移动，似乎在期待着他说些什么。陈伯达随即轻声地表达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一方面，我们无法得知首长与秘书的交谈细节，另一方面，陈伯达的福建口音让我们难以完全听懂，他的话语我并未完全捕捉。唯独“你回去再写一篇文章”这一句，我清晰地记住了。
随后，陈伯达是否撰写文章，以及具体撰写了哪些文章，我并未给予过多关注。然而，有一件事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伯达确实非凡，他总能注意到主席未曾留意之处，并及时向主席提出警示。而每当主席交予他任务，他总是能迅速行动，这正是卓越秘书的典范！
大约在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作战的前夕，一个夜晚，主席正忙于用餐，突然陈伯达打来电话，表示要前往主席的住处共同研究相关材料。
我疑惑地想着，这么晚了过来有何贵干，难道不能等到明天吗？然而主席却立刻回应：“让他过来。”他还特别叮嘱我：“给添一副餐具，让伯达也在这里用餐。”显然，如此匆忙的处理方式，必定是因为有紧急且重要的资料亟待研究。
片刻之后，陈伯达急匆匆地赶至主席的面前。主席便请他落座于对面，同时示意他边用餐边翻阅材料。陈伯达稍作迟疑，随即坐下。
主席将预先备好的数页文稿递至陈伯达手中，并叮嘱道：“这份材料已初步成稿，请你审视一番，看是否还需增补内容。”言罢，他边进餐边继续交谈。
陈伯达首先审阅了稿件，随后更是在进餐之际，与主席深入交换了对稿件的意见。
用餐与交谈的时光并不冗长，仅约半小时。其间，我零零星星地捕捉到一些信息：这项研究涉及的材料，正是毛主席亲自撰写的进军令。
陈伯达审阅完初稿并与主席进行了一番交流后，他诚恳地表示：“我无需再做文字上的增补。”
主席微笑着对陈伯达言道：“你尚未提出补充，我将进一步征询老总与恩来的高见。若他们均无异议，稿件便可定稿。”
在这件事情上，我深刻感受到主席对陈伯达的极大信任，连如此关键的文稿都特地向他征询意见。
此事不禁让我回想起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数年，据我所知，彼时的许多社论与重要文章，莫不如此形成。
这些篇章之中，部分是由秘书酝酿构思并起草，随后交由主席审阅定稿；另一部分则是主席先行提出观点与解决方案，秘书据此草拟初稿，再由主席审阅并修改最终成文；还有情形是主席亲自执笔，而后征求秘书的意见，双方共同探讨研究，最终确定定稿。
昔日，在我们的心目中，陈伯达才华横溢，深得主席的信赖，他确实亲笔参与了众多重要文件与文章的撰写工作。
陈伯达和周总理
主席对陈伯达的要求向来严谨，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文章撰写上，亦在其他诸多方面得以体现。每当问题浮现，主席的批评总是严厉且毫不留情。我曾亲眼目睹主席对陈伯达的批评。
在此，我们特别关注主席访苏期间，对陈伯达在外交事务中过于轻率的言行所提出的批评。
在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期间，某日，斯大林决定接见主席，陈伯达、汪东兴等一同陪同。而我与沈俭新则留守在驻地，负责守护家园。
陈伯达当时以学者教授的身份亮相。在会面之际，斯大林突然对陈伯达说道：“陈教授，我先前曾拜读过您所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
陈伯达未曾料到斯大林竟阅读过他的著作，更令他惊喜的是，在如此重要的场合，斯大林主动提及此事。这不仅是对他作品的认可，更赋予了他一份无上的荣耀。陈伯达顿时激动不已，身为俄语通的他，在翻译还未完成之际，便已露出了笑容，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与斯大林畅谈起来。
竟见斯大林执杯，走到陈伯达同志面前，高声言道：“为我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
陈伯达起身高声说道：“让我们共同举杯，向全世界最卓越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斯大林同志致敬！”
活动的核心人物从斯大林、毛泽东，转变为斯大林与陈伯达。陈伯达一时风头无两，而毛主席则显得边缘化。这并非单纯凸显某位个人，实则关乎党和国家政治外交的重大议题。一贯秉持原则的主席，自然会对此事进行严肃处理。
那晚，主席一踏入办公室便面色不悦地向我吩咐：“立刻唤陈伯前来我的办公室。”
当时，我尚不知晓会晤中的具体情况，遂遵命请陈伯达前往主席的办公室。在为主席泡茶之际，我耳闻主席怒斥陈伯达。
“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您不仅是代表团的一员，更肩负着代表党和国家使命的重任。您理应清楚自身的身份定位，尤其是在政治与外交的场合。”
察觉到主席情绪不佳，我赶紧递上一杯清水和一条毛巾，随后便悄然退下。
步出室外，我邂逅了叶子龙，便向他言道：“主席情绪不佳，正在对伯达进行批评。”
“理所当然，活该，这是他咎由自取。”出人意料的是，叶子龙竟如此言辞。
我带着疑惑询问叶子龙此事原委，他简洁地叙述了整个过程，我方才恍然大悟。
叶子龙余怒未消，愤然言道：“伯达眼中竟无主席之位，真是不识时务，不晓分寸，主席对他进行教诲，实乃应当之举！”
约莫二十分钟后，陈伯达泪流满面地走出，头垂得低低的，径直上楼返回了自己的住处。
两小时后，主席将我召唤至旁，嘱我窥探陈伯达的动静。我轻手轻脚地透过门缝窥视，只见他一边啃着饼干，一边泪流满面。
我悄然步入主席的居所，向他轻声禀报：“伯达同志此刻正泪流满面。”
“既然如此，不妨让他寻得教训，增长见识。”我未曾提及陈伯达仍在享用饼干，是怕触及主席的兴致。
我深怕再度触及主席的不悦，于是简短地表达完毕后便悄然退去。转而，我踏入叶子龙的居所，向他详述了所有情形。叶子龙闻言，不禁哈哈大笑，评价道：“伯达这人心思真是别有趣味！”
此事并未就此落幕。据悉，陈伯达因承受主席的严厉斥责，深感颜面扫地，难以面对他人，翌日便悄然搬至大使馆中居住。
翌日，主席召集陈伯达商讨工作事宜，却意外地发现他“不见了踪影”。我们这些对此事一无所知的人顿时陷入了慌乱之中，我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叶子龙。
叶子龙紧紧拽住我的手臂，我们在各个房间内仔细搜寻，同时向门卫以及相关人员询问。经过一番努力，我们才得知他已前往使馆。随后，通过电话确认，此事确凿无疑。
我们向主席汇报了相关情况，主席随即指示：“请伯达即刻返回。”
陈伯达不敢违抗命令，只得遵从安排，重返代表团的驻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昨日之怨尚未散去，今日又引得主席不悦。陈伯达归国后，解释称欲与在苏联的子女共度数日，然而终究难以逃脱毛主席的责备：
“此次出境并非个人单行，你的行为显然缺乏组织性与纪律性。从今往后，你必须严格自律，所有离营行动务必事先向我提出请假申请。”
主席在处理事务时，始终保持着严谨和认真的态度，且始终不懈。他不仅曾两次亲自对陈伯达进行直面批评，更是明确指示：“代表团成员间就陈伯达相关事宜展开意见交流。”紧接着，便开始了深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共同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陈伯达不仅与汪东兴、叶子龙、师哲等资深人士坦诚交流，更难得的是，他竟主动与我这位资历浅薄、职务低微、年龄轻、水平有限的年轻人促膝长谈。此事至今仍历历在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味无穷。
大约是在陈伯达遭受批评后的数日，他竟突然邀请我一同散步。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邀约，我心中颇为踌躇，遂向叶子龙请示。他示意我前往，想必他已洞悉了陈伯达邀请我的真正意图。
漫步于林间，我未曾料想，陈伯达竟开门见山地向我直言。
“小李啊，我犯了错误，受到了主席的严厉批评。这完全是我的过错，我必须进行自我反省。同时，我也恳请您给予指正。”
我尴尬地表示：
“伯达同志，我年幼无知，对情况不甚了解，故难以发表高见。”
“你不知道？”陈伯达问。
“我不知道。”我坚持道。
陈伯达便对我大致叙述了事件的始末。我则在一旁静默聆听，不便打断他的讲述。
我听完他的介绍，礼貌地回应：
“主席的批评切中要害，我们理应深刻吸取这一教训。”
未曾提及令陈伯达感到难堪之语，他心情愉悦，于院落之中，更邀请孙维世与我们一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步入楼内，陈伯达似有未尽之言，遂示意我随他至其居室内稍作歇息。落座之后，他在桌上挥毫泼墨，写下两行字迹，遂将那张纸递至我面前，说道：
小李，衷心感谢你对我的关照。你正值青春年华，未来一片光明，理应勤奋学习，锐意进取。为此，我特意题写了几个字，希望能成为你人生路上的纪念。
接过一看，只见上面书写的字句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一边观赏，一边道声感谢。
此纸原藏于主席的储藏室（亦称仓库），不幸于1957年迁居时遗失。此次搬迁，我的损失颇为惨重，连同访苏期间，苏联方面赠予的列宁塑像与怀表亦一并失落。
陈伯达、林彪于天安门楼
主席对陈伯达的管教既严格又严厉，但同时也充满关怀。在苏联期间，人手稀缺，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职责，工作繁重。对此，主席心知肚明。在生活方面，主席对陈伯达亦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
大约在陈伯达受到批评后的第五六天，某天深夜，主席指示我让田师傅准备一些食物。我注意到主席刚刚用餐完毕，于是心生疑惑，便不解地询问：“主席不是刚刚用过餐吗？为何还要再准备食物？”
“送伯达。”主席说。
问田师傅：“有饭菜吗？”
“有，给主席准备的。”
“主席让我给伯达送。”
闻悉主席的亲自指令，田师傅即刻将专为主席预备的佳肴，一一盛放在一只硕大的银质盘盏之中，命我携盘离去。
轻扣陈伯达居室的门扉，他果然尚未歇息，正低头伏案整理文稿。我将餐盘放置于桌上，并轻声告知：“这是主席特意嘱咐，让我转交给您的。”
“这难道是主席的安排？”陈伯达似乎尚未完全回过神来，他疑惑地追问。
我郑重地再次确认此事，并明确指出，这些菜肴是田师傅特意为主席准备的，恳请他先行享用。
“主席的考虑真是细致入微，衷心感谢主席，感谢主席。”陈伯达心中颇感惊喜，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当陈伯达用餐之际，我重返主席的居所，主席询问：“你所负责的事宜，你是否已经处理妥当？”
我回应道：“事宜已妥善处理，伯达同志此刻正进餐中。”
主席连声说：“好、好。”
陈伯达用餐后并未等候我取餐具，便自行将盘子送给了田师傅。当我返回房间时，恰巧在走廊与他相遇，他询问：“主席是否已经休息？”
我回应道：“不，刚才她还询问过我是否已经为你送过饭了。”
陈伯达闻言，心中再次涌起一股暖流，我见到他眼眶泛泪，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再度热切地说：“多谢主席！”
陈伯达发言
杨庆旺：聆听了这则故事，我深感当时党内的关系是真挚而纯粹的，既坚守原则又充满温情，这乃是我们党的宝贵传统，理应传承并广为弘扬，绝不可轻言舍弃。
李家骥：诸多类似的佳话，我将继续为您述说。接下来，我要提及的是陈伯达曾担任主席秘书的一段往事。
1950年的尾声至1951年的开端，毛主席携同几位才子入住石家庄的一家招待所，彼处着手编纂《毛泽东选集》。陈伯达作为大秘书，自是随侍在侧。
此院落并不显山露水，其中坐落着小白楼与平房，院落之外，一片公园绿意盎然。每当工作之余或餐后闲暇，主席便会于院中漫步。平日里，主席常与秘书们同坐一堂，研讨、校对、修订文章。
1994年，我踏足石家庄，专程前往一探究竟，却发现那家招待所早已不复存在。
午后时分，大约二点钟，主席起身于院中漫步，我作为警卫人员，自是紧随其后。今日，陈伯达亦陪同主席一同散步，想必二人有所要事商谈。在院中漫步之际，他们边走边谈，不久便返回了房间。我耳闻他们所论及的，乃是《矛盾论》与《实践论》这两篇蕴含哲学深意的文章。
有一次，国家领导人边用餐边与陈伯达探讨问题，他提及《三国演义》中关于诸葛亮的某段描述，询问陈伯达有何见解。
陈伯达对此言论存在分歧，主席便指示他寻找到原文以作参考。
用餐完毕，我们一道返回主席的住处。陈伯达随即取出了《三国演义》，稍作翻阅便迅速找到了那则文字，递给了主席。目睹这一幕，我不禁由衷地敬佩陈伯达的博学。
一日，陈伯达与我一同陪伴主席在院落中漫步。我负责担任警卫与生活服务，而陈伯达则肩负着与主席共同探讨重大议题的重任。
此刻，街头响起了锣鼓声和口号声，主席询问陈伯达发生了何事。陈伯达回应称，这是当地政府组织的群众性镇压反革命公审大会。
国家主席询问陈伯达关于当前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陈伯达回应称，开展镇反运动是十分必要的，目前全国范围内均已展开行动，运动已有效展开。
主席询问：是否还有其他未解决的问题？陈伯达回应：某些地区存在混乱现象，部分地方对政策的把握不够准确。
主席指出，这正顺应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在运动初期，出现一些混乱和超出的情况，并非不可。我们应当引导地方党组织、政府以及广大民众不断汲取经验与教训，确保运动回归正轨。唯有如此，运动方能实现健康有序的发展。
陈伯达提议迅速抓典型示范。
主席言明如此，便请阁下亲自负责此事。
我专注地聆听着他们“对话式”的交流。彼时，我不禁心想：陈伯达与主席的交谈竟如此融洽，所探讨的问题及解决之道，宛如出自同一位智者之口，我自愧弗如，唯有感叹大秘书的才识非凡！
1953年岁末至1954年初，主席率团队赴杭州着手宪法的起草工作，陈伯达与我亦随同主席一同抵达杭州。
于漫步途中，谈及我国宪法与他国宪法的紧密关联，主席表示：
“这部宪法我们需精心制定，其核心在于贴合我国国情，既不拘泥于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模式，亦不追随社会主义苏联宪法的发展路径。”
陈伯达说：
“我赞同主席的观点，我们应借鉴其精华而不应盲目照搬。资本主义的宪法是针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实制定的，苏联的宪法亦是针对苏联的特定情况而设，我国的宪法则是立足于当前中国的实际状况。由于各国情况各异，其宪法亦不可能完全一致。”
主席说：
“伯达，请对之前我们讨论的观点进行更深入的挖掘与细化，并据此整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将成为我们制定宪法时的核心指导原则。”
据传，宪法中蕴含着一段至关重要的论述，正是此次两人讨论所达成的共识。
此事彰显了主席当时对陈伯达的深切信赖。主席的思想、文章以及中央的文件，虽以主席和中央的意志为主导，实则亦融入了秘书团队，包括陈伯达在内的智慧与辛勤耕耘。
江青、陈伯达、康生
杨庆旺：传闻主席对陈伯达的生活十分关注，曾亲自访问过他的住所。
李家骥：的确，如此。主席初抵北平时暂居于香山，数月之后迁往中南海的菊香书屋定居。起初，陈伯达居于颐和园。然而，由于主席频繁召唤，他多数时间都在路上奔波，这不仅浪费了大量宝贵时光，更严重的是影响了他的工作。
陈伯达在主席帮助下迁至中南海。
起初，他居于勤政殿的一隅小室，随后则迁至迎春堂。迎春堂由三座四合院构成，他独占其一，而熊复与周扬则分居其余两院。相较于往昔，此处条件大为改善，步行至主席寓所亦仅需短短十几分钟。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及其秘书团队均肩负繁重任务，身心疲惫，生活与工作环境亦相对简陋。因此，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日常生活关怀备至。
一日，主席携我及警卫战士王振海一同前往南海漫步，途中忽然对我提议，不妨顺道探访陈伯达。
这或许正是主席早已计划周全之事，而此刻方才告知于我。遗憾的是，我未能事先通知伯达同志，不得已对他实施了一次意外的“突袭”。
主席与大家谈笑风生，不久便抵达了陈伯达住所的门前。他亲自敲响门扉，高声询问：“陈伯达先生，您在此居住吗？”
寂静无声，王振海再度敲响门扉，同时大声呼喊：“伯达同志，请开门！”
此刻，我方才隐约捕捉到屋内传来的交谈声。不久，只见陈伯达身着上衣，脚蹬拖鞋，眼镜歪斜，缓缓走出，打开房门。
主席莅临，他不禁感到惊讶，急忙回应道：“主席若有事需要通知，只需告知我前往您的住所即可，何必亲自屈尊至此。”
“今日一同外出漫步，顺便拜访您府上，自搬家以来尚未造访，不知新居如何？”主席一边说着，一边踏入了屋内。
“庆幸，庆幸。”陈伯达本以为主席事务结束后便会离开，却不料他还要亲临住处一观，这令他顿时感到无所适从，又难以拒绝主席的来访。
陈设简朴却杂乱无章，桌上、椅上，乃至地面，遍布着书籍、报纸与文件，错落有致地摆放，宛如待命出征的士兵，姿态各异，似是陈伯达麾下的忠诚部下。
“这不就是你的办公场所吗？”主席四处张望，询问道。
“没错，没错，这房子本身是不错的，只是我未能好好居住。”陈伯达意识到屋内颇为杂乱，便有些尴尬地率先开口。
“伯达同志，您可是大忙人。不知哪日能得小李、小王两位帮忙整理一下事务。”
“不必多礼，不必客气，多谢了，多谢了。”陈伯达略显尴尬地挥手道，随即立刻着手整理起书籍和刊物。
“哎呀，我竟忘了邀请主席入座。”陈伯达这才回过神来，赶紧搬来一把椅子请主席就坐。他略显尴尬地补充道：“这地方颇为杂乱，还请主席不要介意。”
主席向陈伯达微微一笑，语气轻松地表示：“伯达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有一段论述，麻烦你帮我查阅一番。”随后，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张写有文字的纸条递给了陈伯达。
“主席，您认为这是否是您所指的那部分内容？”
主席接过书籍，目光一扫，便道：“正是此段！请小李将此书带回，用毕后，再行归还。”
“那便由我来取。”陈伯达此刻方才恢复了平静。
步入主席的办公室，我将那部《资本论》轻轻置于办公桌之上，趁此机会迅速浏览一番。我发现其中一段文字被多种标记所环绕，这无疑表明陈伯达并非仅阅读过一次，而是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难怪他能够迅速找到！”我不禁心中暗自感叹。
杨庆旺：李老，我深表赞同您所提及的见解，并且绝不敢对这些确凿的过往事实予以否认。在我看来，陈伯达确实拥有非凡的才华，在长达多年的担任毛泽东秘书的岁月里，他做出了诸多有益的贡献。
他也如常人般，有着各自的瑕疵；既曾受到主席的赞誉，亦遭遇过批评。至于他后来所犯的错误，那无疑是后来之事，我们应当以分析的眼光、客观的态度和历史的视角来审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