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五十大寿时对阎锡山说我听你们的，还是你们听我的？

1936年对中国来说，是个风雨欲来的年份。那一年，蒋介石过五十大寿，可他没心情庆生，先跑西安，再奔洛阳，整个精力都扑在围剿红军的进度上。

就在洛阳，晋系军阀阎锡山带着手下去给蒋介石祝寿，还趁机劝他别再内战了，应该一起抗日。但蒋介石听了很不高兴，直接怼了回去：到底是我听你们的，还是你们听我的？

场面一下子就冷了。

其实，1936年中国政坛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联手搞兵谏，逼蒋介石不得不松口，答应暂停内战，把重心转向对抗日本。

这场“西安事变”，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张、杨两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反复琢磨、交流，最后趁着蒋介石亲自飞到西安，才抓住了机会。可以说，既有必然，也有偶然。

张学良的心结，其实早在1931年就开始了。那年“九一八”事变，日本把东北打得鸡飞狗跳。南京政府一再发电报，要求东北军不要和日本硬碰硬。

结果，张学良只能带着队伍撤出山海关。

到了1933年，张学良还想靠长城抗战扳回一局，结果日军火力太猛，自己人又不团结，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直接跑路，各路军队混杂，指挥根本搞不定。

最后，张学良只好给全国发通电，宣布自己下野，把锅全揽了，独自飞往国外。

走的时候，他还心存希望，盼着蒋介石能重新收复失地，但蒋介石那时只想着稳住日本，哪管张学良的心思。

等张学良一走，蒋介石原本想把东北军彻底收编进中央军。没料到东北军上下反而更团结，一起逼蒋介石让张学良回来。

没办法，蒋介石只好让张学良再次统领东北军，不过把他们调到了西北，和杨虎城的部队一块儿围剿延安的红军。

这一年多的国外游历，让张学良想明白了。继续内战只会让日本趁虚而入，国家危险得很。

他回国以后，表面上接受蒋介石的安排，暗地里却在和各地军阀拉关系，尤其是阎锡山，力图让大家一起劝蒋介石别再内斗。

东北军这时候已经伤筋动骨，张学良对手里的兵力更是珍惜，逼着自己要用好每一分力量。

阎锡山也是个老牌军阀，之前在中原大战后跑到大连避风头，后来国内形势变了，蒋介石发现控制不了山西，还得让阎锡山回来守着北方大门。阎锡山回山西后，积极整军备战。

可日本在华北动作频频，尤其1935年前后，在绥远地区和晋系部队打得不可开交。傅作义在绥远还算有点成绩，但阎锡山还是更关心自己的地盘如何保住。

面对日本的进逼，他态度也变得坚定起来。

1935到1936年间，张学良和阎锡山多次见面，名义上是商量围剿延安，实际上都在琢磨怎么劝蒋介石停战，一起抗日。

张学良觉得阎锡山能带头说话，阎锡山也明白如果再不联合起来，北方守不住，自己辛苦经营的山西就危险了。

时间来到1936年，蒋介石因为急于“安内”，亲自乘飞机赶到西安，又到洛阳。阎锡山趁着蒋的寿辰去祝寿，顺带表达抗日的诉求。

蒋介石却不买账，直接回怼，这让阎锡山也没了办法。张学良和杨虎城看在眼里，心里明白光靠嘴上劝说是没用的，想让蒋介石转变态度，得来点实际的。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推着人走到悬崖边。东北失守、华北告急、军阀各怀心事、中央政令难行，整个中国就像被一根弦绷着，随时可能断裂。

蒋介石固执于“安内”，张学良、杨虎城则选择了不一样的道路。他们知道，如果还不改变，国家就真的没希望了。

最终，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放手一搏。西安事变的序幕，就这样在一次冷场的生日祝寿之后悄然拉开。

蒋介石的强硬，阎锡山的无奈，张学良的焦虑，还有日本的步步紧逼——这些交错在一起，才让那个冬天的西安，变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激烈的转折点之一。

老一辈的纠结、年轻人的冲动，国家的命运，都在这一刻交汇，历史的齿轮终于开始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