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新四军第四师前身，八路军四纵队“耿、吴、刘叛变”纪实
1940年入冬后，萧县北部的河滩早早结了冰，东南风却依旧裹着土腥味吹进豫皖苏边区。就在这样一个寒气逼人的时节，一连串看似寻常的动作正在暗中改变一支部队的命运：有人忙着调换岗哨，有人低声打探营地里的最新任命，还有人把私藏多日的驳壳枪重新擦亮。几天后，一场足以令边区震动的叛变迅速爆炸，火星落处满是鲜血与废墟。耿蕴斋、吴信荣、刘子仁——三张名字被并列书写，自此成为新四军史册里最沉重的注脚之一。
在官方电报里，三人被称为“来源复杂的地方武装首领”。耿与吴同是萧县地主子弟，刘则出自永城县芒山。行伍经历不同，但结局却惊人一致：都在抗战开局时高举抗日旗号，把自家枪杆子打上“救国”印记，再借收编的机会混进八路军第四纵队。他们曾喊口号，也曾拼过命，甚至在一次小规模伏击中俘下过日军通讯兵，仅凭那次战功就获得了“抗战模范游击队”的招牌。可惜光环背后，私心如同野草疯长。新四军整编后，官职分配牵动人心。吴信荣只当上第十八团一个营长，嘴上不说，心里憋火。耿蕴斋挂了个“边保安司令”，兵却被分掉大半，心里同样不服。思想工作还没来得及深入，两人已暗暗结盟。
刘子仁表面最老实，实际上算盘精明。他跟过冯玉祥，又倒向蒋介石，早练就一身识时务的本领。1938年鲁雨亭突围途中，他主动带队加入新四军，投名状做得漂亮，没多久升成第十七团团长。政委蔡永曾夸他“性格沉稳，不喜空谈”，可谁也没料到，这份沉稳是厚厚的面具。等到吴、耿被调遣的不满逐渐公开，刘子仁便成了暗线中的润滑剂，三人联络由此展开。
1940年12月初，旅部讨论“分兵治气”方案，意在削弱小团体，却在无形中加速了叛变。耿蕴斋被命令暂返萧县黄口，声称“就地发动民众”，实际却连夜整编旧部。吴信荣则以“搜集情报”为名，释放私藏的几个把头，让他们回乡串联旧军官。最耐人寻味的是刘子仁，他在团部轮番宴请各排连骨干：一面以“大敌当头，兄弟宜同心”作注心口，另一面悄悄统计谁是本村本镇的熟人。三人分别经营，却目标一致——在意外来临前攒够可控火力，确保“一声令下，四方响应”。
“鸿门宴”被提上日程，直接诱因来自旅部内部的犹豫。有人主张“以谈促改”，有人坚持“先夺枪再教育”。最后折中方案落点在吴芝圃提出的“请吃饭、再劝降”。消息本应严格保密，可二号晚饭后，刘子仁忽然带一个班的兵离营，说是“例行巡夜”。半夜过后，他却轻车熟路进入吴、耿驻地，一待就是大半天。蔡永得知立刻通报，但旅部多半相信“老刘心里有数”，抓捕任务仍交给他执行。此举相当于把钥匙递给了锁外的人。
12月10日夜里，边区天空飘起稀薄的雨夹雪，吴、耿两处火堆烧得正旺。临近子夜，刘子仁低声道：“吴芝圃欲举杯为号，狙击手已埋伏妥当。”吴信荣呼吸急促，耿蕴斋端着茶碗，手指却在发抖。三人交换眼色，决定先下手为强。次日清晨，他们用最快速度控制了第十八团与第十七团的大部。刘子仁还命人截留了通往旅部的电报，制造通信盲区。
12日上午，李忠道受命穿过寒风，独自赴张三座楼。刚进院落，大门“咣”地锁死，枪口竖起。史料记载，他当场质问：“你们究竟要干什么？”吴信荣冷笑一句：“不做主，何必来？”对话留存不多，却足以映照杀机。李忠道被夺枪囚禁，成为叛变正式爆发的信号。
同一时段，刘子仁将部队骨干悉数召集，“研究作战计划”。真正目的只有一个：清洗党政干部。他把密探分成三股，对准十七团、独立团与地方抗日政权的驻地。突击开始于12日凌晨，时间掐得精准。蔡永与何启光遭擒，数十名党员被蒙眼捆走。夜色中，萧县城外的枯草被霜冻压弯，脚步声和牲畜喘息搅在一起，令人发寒。
早晨五时许，一队骑兵押着李忠道前往吴芝圃宿营地。护送的五人看似例行公事，背后却跟着两个排外加两挺马克沁。刘子仁私下吩咐：“若有异动，就地解决，寸草不留。”队伍行至半途风声露出，骑兵迟疑，李忠道借机将口信传出。吴芝圃获报，当即携数十人星夜赴杨庄，冒险与耿、吴面谈。两小时拉锯后，吴、耿念及昔日情面，没有下死手，但也拒绝交人。内心挣扎显而易见：一旦彻底倒向国民党，回头路便彻底断绝。
局势到此已难善了。12月13日凌晨，被囚党员突围，从邵山村破门突围，仅七人殉难。黎明时分，远处机枪声仍在咆哮。几乎同一刻，耿、吴率部突然袭击祖左楼，意图再次抓捕地方干部。枪火硝烟让整个萧县城笼罩恐慌。情报接踵而至：刘子仁拒绝谈判，射杀使者，公开宣布“归属国民革命军苏鲁豫皖边区第一纵队”，并自封副司令。
国民党方面自然喜闻乐见。汤恩伯电令：“即刻接纳三将，并授正副司令印信。”12月底，蒋介石幕僚在洛阳举行小型授印仪式，耿蕴斋披上少将肩章，刘子仁成为副司令，吴信荣领第三支队。伴随他们划到国民党麾下的，有近两千步枪、二十挺轻重机枪及部分迫击炮。更棘手的是，豫皖苏边多县基干民兵体系因此动摇，部分行政机构被迫南迁，基层工作数月陷入半瘫痪。
此时的新四军没有时间怨天尤人，只能一面稳住阵脚，一面连夜清查潜在隐患。曾有独立团战士回忆：“那几天只睡菜地，被子压在身上，生怕谁忽然折返开枪。”军史资料显示，边区军民损失逾两百人，武装斗争一度被迫转入分散游击。组织在冬夜里调集邻近八路主力，开辟新的交通线，同时加强对未叛变部队的党性教育。多名连、排干部后来坦言，耿、吴、刘事件给了部队最直接的警示：红色政权要防御的不只是敌枪，还有心墙。
1941年春，国民党在华中发动“豫皖会战”之前，耿、吴、刘屡次替前线筹集粮草，搜刮民脂民膏，甚至大印伪钞。刘子仁在柘城、睢县一带设立所谓“剿共情报站”，短短半年谋杀、捕杀新四军和地方干部百余人，名声日益狼藉。吴信荣原本尚存幻念，但在接连数起屠杀的滚雪球中，已难回头。1942年春节过后他暴发急病，仅三天便死于伤寒。耿蕴斋继续盘踞黄河故道，暗中与日军互通有无，沦为双料走狗。而刘子仁则挟枪自重，捞取商行保护费、贩运鸦片，部队士兵私下谑称他“刘百万”。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露出破裂苗头。失去抗战大义的耿、刘瞬间被国民政府边缘化。1946年初，豫皖苏地委扩充游击分子，多路围剿耿、刘残部。依靠地形与旧网，二人顽抗三年，却阻挡不住大势。1949年秋，解放军中原野战军跨过淮河，耿蕴斋散兵相继投诚，他本人负伤后逃往皖北乡村潜伏。刘子仁挟着残部北遁，被一路追击至豫东，部下溃散，自己潜逃河南睢阳。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清剿土匪、肃清反革命斗争铺开。耿蕴斋于1951年3月在宿州落网，据笔记口供，他痛陈“误入歧途”，获释返乡，终老田亩。刘子仁则因血债累累，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列为甲级战犯，判处死刑。判决尚待执行时，中央发布新的宽赦办法，死刑撤销，改20年监禁。1956年后期，他因患严重胸疾保外就医，于1961年病故。旧日豪横与靴音，俱如尘埃。
回顾耿、吴、刘的合谋轨迹，不难捕捉几个关键节点：一是收编时的组织鉴别失误，为日后埋下伏笔；二是权力调整过快，导致心理落差；三是“绥靖”式管理使地方武装保留原有宗族纽带，易生离心。一条条疏漏，最终堆积成叛乱的引线。豫皖苏边区伤筋动骨，但应变也迅速，于整风、肃特、整编中及时“割毒保身”，新四军第四师很快在伤口上重塑结构，日后于淮南战场屡克要隘，这段血的教训功不可没。
有意思的是，外界常把三人的背叛简单归结为“人品问题”，却忽视了背后的时代压力。抗战后期，新四军密集扩编，老游击队并入正规序列，职位有限，既有的游勇难免心怀落差；国民党亦对地方武装抛出军衔、粮饷、勋章等诱饵。内部思想教育稍有迟缓，就可能让野心与恐惧长出利牙。耿、吴、刘自恃有枪有地盘，以为可以在夹缝中“坐地要价”，却忘了战争洪流下没有真正的中立者。短暂的浮荣过后，不过是被抛弃的弃子。
更让人警醒的，是叛变带来的系统性冲击。三人熟悉八路军的指挥模式与交通线，反转后便迅速摧毁周边联络点。若非基层党组织韧劲十足，及时转入地下，豫皖苏后方可能出现更大真空。根据1951年边区公安厅统统计，耿、吴、刘系叛变直接或间接导致的干部伤亡达三百余人，财产损失难以估算。可见，内联叛乱的破坏力并不亚于外敌进攻。
1937—1945年，近现代中国的抗战局面里，收编地方武装是各路抗日力量的普遍操作。土顽、旧军、地方保安队被纳入正规序列，高效补充了兵源，也在党组织能力、政治教育、补给供给等多重维度提出更高要求。新四军之所以能从连战失利的谷底重新崛起，正是在不断的整党、整军中完成“去私化”与“去山头化”。用一句老兵的口头禅：“枪可以缴，心还得洗。”耿、吴、刘事件的出现，从反面印证了该原则的必要性。
对三人的个人命运稍加剖析，可见两种宿命线：立场的选择与组织的挽救。刘子仁在国民党内并未得到实权，物资不断缩水，残部哗变屡见不鲜；吴信荣病逝时仅34岁，一生浮沉，对抗日的真诚在贪欲面前瓦解；耿蕴斋最具小农心态，改造后回乡，日落而息，最终淡出人们视线。这样的人生走向，让许多老兵扼腕：“若当年肯听劝，何至落魄？”
来自地方档案的补充材料还原了事变后的群众反应——萧县、永城一带接连出现“借叛匪搜粮”为名的哄抢事件，乡民被迫给耿部送麻袋粮食，晚上则被日军再度洗劫。双重压榨下，百姓对叛军恨之入骨，却又因残暴行径不敢出声。边区政府在1941年初重申土改政策，并加强军民联防，使局势逐渐稳定。叛变的恶果被控制，但深层阴影却长时间悬挂在战区的心理天空。
从军事角度再看，三人出走所带走的不仅是武器和人马，更带走了敌后抗战的隐蔽所系。新四军第四师成立时，一度缺少侦察骨干与熟练机枪手，只能从纵深调补。依靠军民联手，很快弥补损失，后在涡河以南打了几场漂亮的反“扫荡”战，算是用胜利把耻辱压回去了。抗战胜利后，四师参与华中整编，转为苏皖豫支队，为淮海战役奠定骨干，也算在战火里完成自我修复。
此事之所以屡被提及，还在于它留下一个历久难消的问题：革命队伍究竟如何才能牢固地“把枪装进制度里”？豫皖苏边区那场叛变，像一面镜子，让后来的整军工作更为谨慎。例如1941年起施行的三查三整、干部身份审查、支前群众双向监督，无一不是在防堵类似裂隙。若没有这些吸取教训的制度演进，新四军能否在随后的苏中、淮北诸战役中承担中流砥柱，仍是未知数。
直至今日，当年的双十二枪声已化作档案里的泛黄纸页，但那一枚枚弹孔依稀可辨：“落差”“派系”“政治觉悟不足”——伸手可触的教训。历史从来不会自动馈赠胜利，任何一刻的懈怠，都可能令多年的积累化为泡影。豫皖苏边区在铁血里重生，新四军第四师此后横刀立马，却始终把那次叛变写进军史，警戒后人：收编容易，改造最难；弃暗投明难，半途而废更悲凉。
附记：从收编到整编——一次“心战”的代价（800—1000字）
1940年前后，陕甘宁、晋冀鲁豫、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对地方武装的收编如火如荼。单看数字，几个月便可扩军上万，似乎气势如虹；可真正棘手的，不是让新兵穿上灰军装，而是让他们认同党的宗旨。豫皖苏边区尤为典型。地近黄泛，白色势力盘根错节，本地富户手握私枪，时而抗日，时而观望。在收编高峰期，拥有百人以上火力的大小“保安队”多达三十余支。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七支队、豫皖苏支队要在最短时间内吃下这块“硬骨头”，必得兼顾两条线：一是军事指挥体系的重组，二是政治工作的深入。因此，新四军内部曾流行一句话：“枪要先上缴，心要慢慢磨。”
可叛变事件说明：时间一旦拖长，未必是好事。县乡政权更迭，基层土豪劣绅并未真正脱胎换骨；再加上外部环境的重压——日军“清乡”、国民党“溶编”，多重压力 khiến有些人随时准备“走钢丝”。从耿蕴斋最早一次“拿兵返乡”来看，组织并非没有察觉风险。问题在于，当时急需兵员，便对“老兵老办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为了稳人心而在官职、福利上做出超额让步。久而久之，小山头强化，派系开枝散叶。鸿门宴之前，关节已到极限。
再看对策。叛变爆发后，豫皖苏区采取三步走：第一，分兵围堵，保证主力安全；第二，拉网清查，剪断地下联络；第三，全面整风，对干部进行政治再造。与此同时，地方党组织在村落穿插，重建农救会、青救会，填补政权空白。这套组合拳并非灵机一动，而是借鉴了中央苏区肃反、陕北整风的经验。也正因反应迅速，叛军虽然闹得凶，却难以形成燎原之势。
然而，组织层面的应急有时治标不治本。以刘子仁的“投机主义”为例，审讯材料显示，他多次利用晋陕豫边区情报往来空隙，把地方干部名单卖给国民党，仅此一项就获银元三万余。同样的悲剧，后来在四川、两广等地也出现过。于是1951年中央发布《处理历史反革命分子指示》，按照“区别对待，立功赎罪”原则，给了自首者生路，也对死硬者依法严惩。这才有了耿蕴斋获释返乡、刘子仁死刑后缓决的不同结局。
值得一提的是，耿、吴、刘事件透出早期新四军与地方武装合作的“两难”：不收，难以在深度敌后站稳脚跟；收了，教育滞后就可能酿祸。抗战八年间，新四军总员额最高时接近二十万人，其中超过一半来自收编。如此庞杂的成分，若无强有力组织与政策保障，革命根基难免动摇。1941年1月南方局电文就写道：“以党风定军风，以军风带民风。”这是从血泪里提炼出的经验。
转眼数十年，战火散去。萧县杜楼的吴氏老宅已成危房，黄口镇街口立着一块不起眼的碑，写着“耿蕴斋故居”。极少人驻足，门口常年尘封。历史选择了它的归于寂静，却把警醒留给后人。叛变，并非偶然。权力欲、旧式人情与对革命理想的模糊认知，一旦混杂在硝烟里，就可能随时爆燃。豫皖苏边区用鲜血为后来的“逢收必审、先审后编”奠定了不成文的铁规。枪口对外，心向何方，皆需反复叩问。
血色边区的余波与第四师的重生
接下来的八百余字，将继续聚焦叛变引发的长远震荡，以及新四军第四师如何凭借制度革新与战斗实践，一步步翻越创伤，成为华东战场的主力之一。
①遗患未平的地下网络耿、刘逃往国统区后，并未立即割裂与豫皖苏边的乡勇、宗族势力。民国三十年秋，永城黄楼集爆出“自救团”袭乡事件，幕后出资者正是刘子仁。新四军随即展开“翻山封锁”行动，分五路巡查交通要道，用三个月拔掉十四处暗哨，才算截断这张潜伏网。此举告诉后来的淮海兵团，敌后情报不仅在前哨，更在自家屋檐。
②干部断档的弥补工程双十二后，四师立即抽调教导纵队七十余名排以上干部下连补缺。新提干的十九、二十一岁青年多来自沂蒙、临朐一带，以前没进过豫皖苏，语言不通，民俗不熟。组织要求“三同”政策重申：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年后，这批青年里走出了十多位连长、数十位排长，为1943年的路东、路西自卫反击战奠定基层骨架。
③火与血淬炼的反思课堂事后，四师在黄泛区西岸召开“叛变教训”座谈，存档笔记显示，发言最多的不是高级干部，而是排一级带兵人。一名姓沈的班长说得直白：“俺家乡亲就信我这条命。我要是走了样，他们就散了。”这种发言被列为教材，要求普遍传达。班长的朴素认知，触动了许多原土改干部对“角色转变”的再认识。
④制度再造与文化重塑1942年整风期间，四师创新“红黑榜”机制：所有连队以季度为单位，将表现突出的排写上红榜，思想滑坡者列黑榜，统一公示。看似简单，却极大压缩了“暗箱空间”。不少老兵回忆：“再难有人敢悄悄抓壮丁或私购枪支，怕上黑榜丢人。”事实上，这是把组织监督嵌入官兵口碑，以道德压力促纪律落实。
⑤战争实践的最终检验1946年宿北战役爆发前，第四师集结于涡河南岸。参战部队中，昔日受叛变影响最大的十八、十七两团成为骨干。他们在朱圩子、咸安集连续穿插，拦腰切断整编第七十四师退路。战后清点缴获，步枪、迫击炮数量几乎与当年叛逃的装备相当，被师部戏称为“耿吴刘带走的，又让我们夺了回来”。战绩证明：只要政治核心坚固，任何创伤都能治愈。
短短几页档案，记录的却是千钧一发的人心博弈。耿蕴斋在口供里写下悔辞：“悔不该以私害公。”字迹飘忽，却露出迟到的清醒。历史没有重新来过的按钮，却留给后来者更多选择——是随风摇摆，还是守住初心——答案早已写在那一年冰冷的河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