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吴谦卸任前提醒“别太安逸”，娱乐化时代更需居安思危

吴谦离开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岗位前，留下了一句话。

很多人心里咯噔了一下。

话很简单，核心是别太安逸。

道理谁都懂，但从他嘴里出来，质感完全不同。那个在记者会上不绕弯子，数据清晰，典故精准的人。他现在是少将，要去埃及了。留下的这句话，像个悬在空中的物件，你得自己伸手去接住它。

他是九一年进的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一个北京学生。

毕业后的去向不是通常想象的那些地方。装甲兵装备技术研究所，助理工程师。成天和坦克的钢铁部件打交道。那个环境里，语言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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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参数和图纸才是通用语。

后来调到了国防部外事办公室。

从参谋开始。一级一级往上走。中间有段时间在美国大使馆。国防副武官。这个身份让他获得了一个观察位。不是游客的视角，是贴着对方系统运行的近处观察。他看到的是齿轮的日常转动，而不仅仅是橱窗里的展示。

这种经历会改变一个人对博弈的理解。

它会把很多宏观的词汇，稀释成具体流程里的一个动作，一次等待，或者一份格式固定的文件。你知道的，就是那种盖完章需要晾一会儿，墨水才干得透的纸张。

所以他说的安逸，恐怕不是指躺着不动的状态。

更像是指一种认知上的舒适区。觉得有些东西是永恒的，有些规则是固定的，有些优势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心态本身，在快速变化的格局里，就是一种风险。他可能想说的是这个。

技术兵出身的人，习惯看结构，看承重。

哪里是薄弱环节，哪里需要加强，他们有一种本能的直觉。这种直觉后来被外交官的阅历重新塑造了一遍。变成了对国际关系里那些无形压力的具体感知。

话已经摆在那儿了。

接不接得住，看个人。反正说这话的人，已经收拾行李去下一个观察位了。开罗的天气，和北京不一样。

2015年，他第一次站上那个台子。国防部的记者会，他成了常客。

往后十年，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记者们就习惯性看向他。等着听他说点什么。

他不爱打官腔。这是很多人对他的印象。该硬气的时候，话里一点余地都不留。

有人做过整理。那些年里从他嘴里出来的话，攒一攒能出本语录。中国一点都不能少。撼山易，撼解放军难。诸如此类。

这些话后来流传很广。

一七年他当了新闻局局长。军衔挂大校，一直没动。这个身份，这个位置，好像就固定在那里了。

变化发生在今年五月。他把发言人的位置交给了蒋斌。自己退到幕后。

然后七月份，他肩上添了一颗星，成了少将。再然后，人就去了埃及。

从面对镜头回答问题，到出任驻外武官。这赛道换得有点远。

但他离开前说的那些话，现在回头琢磨，味道不太一样了。

其实去年香会的时候，他就漏过一点口风。他说现在有些外边来的文化产品，游戏也好，影视剧也好，看着是娱乐。实际上在干别的事。

他说这些东西在悄悄影响年轻人的脑子。原话不是这么说的，但意思是这个意思。

他没点名。可当时在场的人，大概都听懂了。现在看，更像是一种铺垫。

一个干了十年发言人的人，最后提醒的是文化渗透的事。这本身就有意思。

他可能早就看到了别的东西。比具体的事件更慢，也更持久的东西。

现在他人在埃及。开罗的阳光和北京的肯定不一样。不知道他会不会偶尔想起那个发言台。

以及台下那些等待答案的眼睛。

日子确实好过了。

物质丰富到让人挑花眼，娱乐方式多到让人记不住。但人要是彻底躺平，把手机屏幕当成世界的全部，把外卖订单当成生活的支柱，把追星打榜当成精神的寄托，事情就有点不对味了。这不是说不能放松，而是得画条线。那条线的一边是休息，另一边是坠落。把娱乐当主业，把正经事当消遣，顺序一乱，根基就松了。

有人觉得这是危言耸听。

看看数字吧。上网的人早就过了十亿，这个数字本身没什么，关键是后面那个。平均每人每天在屏幕前消耗四个多小时。一天二十四小时，睡觉占掉一些，工作学习占掉一些，吃饭通勤再占掉一些，剩下的时间里，手机拿走了最大的一块。这已经不是补充，这是侵蚀。

外卖订单一年几百亿单。

半小时内送到门口，方便到了极致。极致的另一面是，人连下楼买瓶水的必要性都被取消了。这种便利在喂养惰性，一点一点地，把最后那点出门的动力也给消化掉了。

短视频平台的厉害之处在于，算法比你更懂你。

你多看几眼猫，屏幕上就挤满了猫。你手指在美女视频上多停几秒，接下来的推送就全是这些。原本只想花五分钟解解闷，等再抬起头，两个小时已经不见了。这种现象早就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刷起视频来同样停不下。他们遇到喜欢的主播，手指一点，几千块的养老金就这么送了出去。

年轻人的理想也在变。以前问孩子长大想做什么，答案多半是科学家或者医生。现在，不少孩子的第一反应是当网红。这想法本身没什么错。问题在于，成为科学家可能需要坐很久的冷板凳，而网红，有时候一条视频就够了。当走捷径被看作一种普遍可能，愿意去啃硬骨头的人自然会变少。

流量确实刺激了消费。但看看那些热搜榜，科技类的消息往往待不了多久，明星的琐事却能挂上一整天。有人做过计算，个别顶级明星一年的收入，足以支撑好几个重点实验室的运行。这些钱最终流向了哪里。买奢侈品，买名表，买跑车。它们对社会的实际贡献，很难去衡量。

就业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选择躺平，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可以理解的退出。既然拼不过，那就不拼了，过一天算一天。这种选择放在个人身上，是一种自由。但如果一代人里有很多人都这么想，事情就变得复杂了。这一代躺下了，下一代又该怎么办。

娱乐让人上瘾，背后是脑科学在起作用。

看到有意思的东西，大脑会释放多巴胺，产生快感。这和吸烟喝酒刺激的是同一个奖励系统。

有数据说，重度手机用户一天要解锁屏幕超过两百次。几分钟不看一眼，心里就发慌。

青少年的大脑还没长好。长期浸泡在社交网络里，负责自控和判断的前额叶皮质会受影响。

年轻人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和十年前比，缩短了不少。读长文章变得困难，看电影总想拉进度条，听别人说话很难超过三分钟。

他们的观念也容易被网络风向带着跑。今天觉得佛系好，明天又觉得必须内卷，后天可能认为躺平才是对的。

审美标准也变得单一。网红脸，筷子腿，八块腹肌，好像只有这些才算美。

算法给每个人都造了一个茧房。你以为你看到了世界，其实你看到的只是平台选择让你看到的那部分。

这感觉有点像，你一直在一个装修得很漂亮的房间里打转，却以为这就是全部天地。

吴谦的警告，背后是历史的回声。

那种回声，有时候听起来像角斗场里的欢呼。

罗马人后来把假期加到一百七十天，这数字我记得很清楚。他们看杀人表演，领免费面包，日子过得像一场永不结束的狂欢。边境上的事，税收上的事，变得很遥远，远到不需要去想。

然后就是四七六年。帝国没了。

这种模式会换一身衣服重新登场。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空气里都是钱的味道。仗打完了，经济好得不像话。所有人都在借钱，买股票，喝酒，跳舞，把明天抵押给今天。那种乐观是有实感的，你能闻到雪茄和香槟混在一起的气味。

二九年十月，市场塌了。

不是缓慢下跌，是塌了。紧接着，四分之一的人找不到工作。天堂和地狱之间，原来没有楼梯，只有一道悬崖。昨天还在跳舞的人，今天在排队领救济汤。

历史不重复细节，但它重复韵律。

那种让所有人沉溺于眼前快乐的韵律，代价总是后来才结清。

而且账单很贵。

广场协议签完，日元开始往上走。

资产价格也跟着疯了。

那时候日本企业手里钱多得没地方搁，转头就去国际拍卖场上扫货，名画古董，见什么收什么。街上的年轻人，奢侈品买到手软，好像明天不用花钱。

九零年，泡沫破了。

然后就是三十年，经济那口气一直没太缓过来。年轻人反应最快，直接切换模式，不结婚，不生娃，不背房贷，彻底躺下。他们躺得比谁都平，比谁都坚决。

这种事咱们历史上也不缺例子。

夏桀商纣周幽王，排着队来。他们丢江山的原因，翻来覆去看，核心就一个，贪图享乐。或者说，是对积累的风险视而不见。风险攒够了，外面稍微来点压力，里面就全垮了。

现在这世界，你说太平吗。

这话不太好说。中东那边打了不是一两年，伤亡数字早过了万，难民潮的后续到现在还是一团乱麻。二二年开始的欧洲东部对抗，把能源和粮食的价格曲线变成了过山车。非洲大陆上，好几个国家的枪声就没停过。

再看咱们自己周边。

南海，台海，地图上那些蓝色区域，哪个名字提起来不敏感。和平这东西，从来不是从天上自动掉下来的馅饼。它更像是一个需要时刻去争取，去维护的状态。稍微一松懈，可能就没了。

零下三十度的高原上，边境线就在那里。

有人守着它。

除夕夜，军医登上了去武汉的飞机。后来，运20飞过天空，接回了一些人。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很多人正在刷手机。他们可能没看见，也可能不太关心。

总得有人做这些。

吴谦以前说过一些话。他说一个国家不能总是轻歌曼舞。这话听起来有点旧，但意思还在。瑞士几百年没打过仗了，可你去看，他们的防空洞修在房子下面，物资藏在山里。他们好像一直在准备，准备一件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事。

这大概就是居安思危的意思。不是恐慌，是一种习惯。

蒋斌是新的发言人了。这是五月中的事。

吴谦去了埃及。岗位换了，事情还在继续。他留下的那句话，像一句提醒，搁在那儿。它没变轻，也没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