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军事史：李鸿章和他的“叫花子兵”
1862年4月8日，清明佳节次日，三艘插着英国旗帜的蒸汽火轮船缓缓驶抵上海十六铺码头。船舱内满载着从安庆赶来的援兵，这一消息对正遭受重围的上海民众而言，无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与希望。
然而，当那些大兵从火轮船走下甲板之际，上海市民们原本满怀的期待顿时化为失望。这些士兵土气十足，身着大褂，胸前的衣襟上绣着一个“淮”字，背后则是一个“勇”字。他们并非清廷的正规军，而是新近成立的乡勇。他们手持各式各样的武器，言谈中充斥着粗俗与方言，由于在船舱中封闭了数日，身上弥漫着令人不快的异味。
相较之下，这些驻守上海的清军与外籍军队，其形象显得颇为狼狈，宛若流浪乞丐。官绅们心中不禁生疑，这些衣衫褴褛的士兵，难道便是他们历经艰辛、耗费十八万两白银招募的援军？他们真的有能力拯救上海，守护上海吗？
1862年的上海正处在风头浪尖，自太平军发起大规模的东征之战，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势如破竹，横扫江浙一带。清军在东线的防线接连失守，节节败退。至1861年11月，太平军攻克宁波、杭州之后，忠王李秀成率领十二万精锐大军，如剑锋般所指，直指上海而来。
1862年新春伊始，上海城笼罩在一片深重的恐慌之中，一场罕见的暴风雪席卷而至，连绵三日三夜，甚至使得黄浦江面亦冻结成冰。据史料详载，自1810年以来，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是上海遭遇的最大一场暴风雪。这场暴风雪蔓延至苏、浙、皖、鲁、鄂、湘等广大地区。然而，比这场暴雪更为恐怖的是，太平军即将对上海发动进攻。
“沪上虽为弹丸之地，却汇集了五湖四海，中外繁华交汇于此，人来人往，摩肩接踵，车水马龙，金戈铁马之气弥漫。在这苍牛青虎的繁华地带，沧海横流，耳闻目睹之景，难以尽述，文献记载亦难以详尽。在上海的描绘中，外国人将其誉为“万国博览会”以及“冒险家的天堂”。
太平军的东征令江浙地区的富商们惊慌失措，他们携老带幼，逃往上海，将租界视为生命线的避风港。1862年，涌入此地的华人数量竟高达五十余万。诸如苏州的冯桂芬、潘世恩家族，常熟的翁心存，以及太仓的钱宝琛等人，均在战事爆发后，率领全族迁居至上海。
夺占上海对太平军而言，其战略意义非凡。上海的安危直接关乎江浙地区的官绅与富豪的安危，生死攸关。对于西方列强及大清王朝而言，若上海陷落，意味着中国失去了一块宝地，财富亦随之流失。而远在千里之外的紫禁城中，刚刚通过政变夺取了清廷权力的慈禧太后，同样心忧如焚。
1862年，上海之争成为关注的焦点，这场较量关乎着未来中国的命运。面对李秀成挥舞的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威胁，大清官军节节败退，上海官绅惶恐不安。与此同时，洋人为了捍卫自身利益，亦在竭力阻挠太平军踏入上海城池。
相较于太平军的十二万雄师，上海所能调动的华尔洋枪队即便在兵力最多时，也仅有一两千之数。幸而年初的猛烈暴雪减缓了太平军的进攻节奏，为洋人和清军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两年之后，忠王李秀成落网之际，曾留下感叹：“苏杭河水平浅，冬日降雪，河面冰封，舟船难行。”其言语间流露出对未能及时果断发起上海之战的深深遗憾与不甘之情。
历史的波折中，遗憾与机遇往往相随。几个月之后，正当太平军错失良机之际，来自安庆的流浪兵士组成的军队挺进上海。谁能料到，正是这支看似微不足道的队伍，扭转了战局，为1862年的上海带来一线生机，称之为“挽救”亦不为过。
自19世纪中叶起，大清帝国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风雨飘摇之中。内外交困的困境正在侵蚀这个日渐衰微的王朝。政府腐败，社会动荡，为“时势造英雄”创造了条件。1851年，一位屡试不中的广东私塾先生，率领一群食不果腹的两广农民，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不到两年，这群被官军贬称为“长毛”的人，以摧枯拉朽之势，先后攻克永安，占领武昌，随后顺江东下，在天京建立起与清王朝分庭抗礼的政权。
厄运连连，那名为英吉利之“蛮夷”岛国再度兴风作浪，与另一“强盗”法兰西勾结，自南而北，攻城掠地，于天津大沽口，将大清帝国最为精锐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所率领的骑兵打得溃不成军。此后，他们直扑皇城，将咸丰皇帝钟爱的夏宫圆明园付之一炬，迫使咸丰皇帝北逃至热河，最终悲凉离世。此即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始。
外患在经历了割地赔款之后似乎得以平息，中外双方似乎能够相安无事。然而，太平军对此置若罔闻，他们与北方的捻军并肩作战，战事愈发激烈，愈演愈烈。全国十四个省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当时，清朝的正规军显得力不从心，正如胡林翼所言：千人难挡，十贼可破。”。
首先是其组织分散，成员素质参差不齐；其次是缺乏周密的组织结构和丰富的作战经验；再者，由于地区间的界限分明，团练往往难以跨越边境进行作战。
曾国藩当时意图通过创办团练，打造一支完全受其支配的新型武装。自1852年起，他着手建立湘军，坚持“选拔士人，领导乡民”的方针。随着清军主力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的接连溃败，湘军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对抗太平军的主力。
1861年9月，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在成功夺取九江之后，进而攻克了太平军坚守九年的安庆城。这一占领标志着湘军取得了一次意义重大的胜利。此举使得太平天国的天京丧失了长江上游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数十万精锐的丧失，更是导致太平军西线完全陷于崩溃。
湘军的连战告捷，使得曾国藩声名鹊起。自咸丰十年（1860年）起，曾国藩相继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总督两江，并掌管江浙皖赣四省的军务。此时，曾国藩及其湘军似乎已成为官绅们心目中的救世主。当时的三位官员——吴煦、吴云、应宝时，以及三位绅士——冯桂芬、顾文彬、潘曾玮，则肩负起向外寻求支援的重任。
1861年11月，户部理事钱鼎铭肩负上海的说客重任，携带着冯桂芬所撰写的乞师信函《公启曾协揆》，抵达安庆。为劝说曾国藩率兵支援上海，钱鼎铭一行人仿照春秋时期“申包胥哭秦庭”的典故，在湘军营地中跪地磕头，涕泪横流。尽管其中不乏夸张之嫌，但其情辞之哀切，即便是一向意志坚定的曾大帅亦为之动容。
率先提议支援上海的乃湘军将领吴坤修，然而此议甫出，便即刻遭到否决。上海作为一块肥沃之地，岂能轻易拱手相让于无名小将？毕竟，近水楼台先得月，好处自然应当留给自家之人。曾国藩心中早已有了计较，计划派遣九弟曾国荃率领湘军精锐一万余人前往上海，然而，曾国荃却不愿应命，他更倾向于率领湘军夺取天京，独占首功。经过对形势的深入分析，他认定前往上海的风险极大，上海犹如一座孤岛，被太平军包围。曾国荃因此拒绝接受命令，曾国藩无奈之下，只得临时更换将领。
当时，肩负此重任的还有左宗棠与鲍超。左宗棠需应对浙江局势，而鲍超则是金陵之战中的关键力量，二者皆无法分身。曾国藩在手中有限的牌局中反复挑选，最终选择了陈士杰。陈士杰乃一位资深的湘军老将，以“母亲年迈”为由婉拒了重任。
命运垂青于另一位英雄，这位英雄便是李鸿章。
“我是高阳一酒徒的狂诗”。他是李家首位考中进士，亦是第一个步入仕途之人。传闻他颇有包拯之风，然亦无特别卓越之处。他的母亲，一位大脚老妈，一生育有六子二女。子孙后代能够出将入相，与她言传身教密不可分。
少年时期的李鸿章，天资聪慧，16岁便以县学榜首的优异成绩考取了秀才。在众人面前倒背《春秋》，令老学究们赞叹连连，他的才华与豪气已超越其父。二十岁时，他挥毫泼墨，赋诗云：“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怀揣着进京求取功名的壮志。
于京城之地，李鸿章邂逅了那位对他人生产生深远影响的恩师——曾国藩。曾国藩之所以接纳并深入了解他，实因他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同榜进士，同享荣耀。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正值丁未科会试，24岁的李鸿章脱颖而出，以二甲第13名的优异成绩荣获进士头衔，跻身翰林院成为庶吉士。三年后，他得以散馆授职，担任编修。清王朝诸多汉族名臣和杰出将领，多出自此道。1852年，在翰林院的大考中，他的成绩位列第二，按照惯例，他本可步入官场，谋求官位晋升。然而，正当他准备踏上仕途之际，中国南方农民起义风起云涌，31岁的李鸿章的仕途顿时遭遇了阻碍。目睹了清军虽盛但无力回天的局面，咸丰皇帝龙颜震怒，遂一口气任命了43名团练大臣。李鸿章跟随工部左侍郎吕贤基，返回故里组织团练，投身抗击“长毛”的战斗之中。
在安徽投身团练的五年多光阴里，他历尽艰辛，虽与太平军的偏师交手尚显勇猛，然而面对陈秀成与李玉成所率的主力北伐，他却屡遭败绩。直至1862年之前，他身为忠王麾下，已成为不欲多加瞩目的败将。他曾被土匪逼得四处逃窜，更有着太平军连破十余座营垒的惨痛记录。李鸿章在战场上兵败如山倒，幸得清军将领和春及时驰援。
咸丰八年七月十五日，太平军再度攻克庐州，此时正在家中为父守孝的李鸿章，心中焦虑如丧家之犬。在极度恐慌中，他急忙给远在皖、赣边境指挥湘军作战的恩师曾国藩修书一封，表达了愿意投效的愿望。曾国藩接到书信后，立即指令他的幕僚，即当时正在南昌负责粮台的李瀚章，向李鸿章发出邀请，急令其速速前来。
处于绝境的李鸿章接受了曾国藩的盛情邀请，在其身边度过的四年时光里，无论是政务处理还是个人修养，他均深感收获良多。在这期间，他全面参与了作战指挥与团队训练的工作。他曾对部下刘秉章坦言：“我跟随的师长众多，却无一人能像曾国藩那般，无论何时、何地、何事，都能给予我及时的指导。”他对曾国藩的一言一行，均秉持着深深的尊敬与遵循。
在曾国藩的观察中，李鸿章不仅文采飞扬，更武略过人。他视李鸿章为可造之才，尤其是在决策领域，每当曾国藩面临踌躇不定的难题，与李鸿章一谈，便能“数语决断”。
尽管在湘军中，李鸿章始终蒙受恩师的青睐，被视为心腹之选，然而湘军内部派系林立，门户之见根深蒂固。身为皖人，他在高位之上，不免招致诸多嫉妒与非议。他与左宗棠的关系亦非融洽，甚至曾与彭玉麟发生激烈冲突，相互殴打至倒地不起。这些不愉快的往事，令他时常有寄人篱下的感伤。
“何处飘零戈马间，昔日梦中封侯梦，今朝已随流水去”，他心中所向，乃是想独树一帜，开辟新域，以名留青史。
天赐的良机终于降临，然而在分兵支援上海之际，湘军众将领却心怀各异，推诿拖延，这使得前来请兵的户部主事钱鼎铭焦虑不已。无奈之下，他只得转向李鸿章寻求帮助。凭借与李鸿章的世交关系，他前往拜访，其父钱宝琛与曾国藩、李文安均为同科进士出身。
此番，他对曾国藩心生倾慕，却尚未下定决心。于是，他选择在夜色掩护下前往李鸿章的营地一探究竟。他对李鸿章说道：“上海财富充沛，唯独缺乏杰出人才。您若过去，定能成就一番伟业。”李鸿章听罢，心中亦被激起波澜，他深知良机或许稍纵即逝。
翌日，他向曾国藩主动请命，愿返乡招募一支军队。曾国藩略加思索，便欣然同意。毕竟，自湘军离省出征以来，连年征战，三湘之兵源已近枯竭，而将士们亦颇感疲惫。利用两淮子弟组建一支新军，既能辅助湘军作战，又能取代其部分职能，这正合他久存之心。
1861年岁末，淮军的组建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至次年三月，这支新建的淮军已初具雏形，编制为13营，共计6500人。1862年3月4日，曾国藩在李鸿章的陪同下抵达安庆北门外，对军营进行了检阅，此举正式宣告淮军的正式成军。
淮军一经组建，上海地区便迫不及待地引入了洋人公司的七艘蒸汽火轮船。官绅们心急如焚，渴望安庆的援军能够如同神速般抵达上海。为了抢抓宝贵的时间，他们不惜一掷千金。在经过与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官员的商议后，他们决定租赁麦李洋行的轮船，将安庆的淮军接运至上海。当时的具体计划是，上海方面将出资18万两白银，用以支付运输费用。
自1862年4月5日至5月29日，新近组建的13营淮军分作七批次，陆续从安庆启程，抵达上海。这支全副武装的部队在“长毛”的眼皮底下，悄然完成了惊险的大迁移，全程未开一枪一弹，仅有一人因窒息不幸离世，其余均安然无恙。这堪称大清王朝历史上的一次大胆而奇特的行动，实乃“奇迹”一词的最佳诠释。
1862年，上海，继湘军之后，又一支赫赫有名的武装力量在此崭露头角，由此掀开了长达四十年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