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安刚当上副总指挥，指挥部就地解散，老蒋这招实在太阴了
王建安刚当上副总指挥，指挥部就地解散，老蒋这招实在太阴了
要说抗战刚胜利那会儿的事，真是风云变幻，一天一个样。就拿我们山东来说，大伙儿都盼着和平过日子，可老蒋那边，算盘打得噼啪响，压根就没想让浴血奋战了八年的咱们舒坦。
他主力部队都在大后方，一时半会儿够不着华北，怎么办呢？嘿，他竟然给日本人使眼色，让日军别向八路军投降。你瞅瞅，这叫什么事儿？转头就把大批的伪军收编，摇身一变成了“国军”，急吼吼地抢占大城市和交通线。
说白了，就是想把我们死死地摁在乡下，不让我们发展壮大。
可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把这点小九九看得透透的了。在延安的干部会议上，他就把话挑明了：和平民主，咱们要尽最大努力去争，但对老蒋的内战阴谋，必须有十二分的准备。他说得那叫一个斩钉截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话虽这么说，可老蒋那边还没准备好全面开打，就玩起了“和谈”的花招，连着三封电报请毛主席去重庆。这明摆着就是个鸿门宴，可为了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把和平的姿态做足，主席决定冒着天大的风险，亲自去闯一闯。
那段时间，我们这些在山东的，天天听着中央的电报，心里是又佩服又揪心。佩服主席的胆识和远见，也真怕他有个三长两短。主席临走前的话，我们都记在心里：“你们在下面一定要打好，你们打得越好，我在重庆就越安全，谈判也就越好谈。”
这话可不是白说的。主席前脚刚走，后脚刘伯承、邓小平就在山西上党地区，跟阎锡山的部队狠狠干了一仗，打得那叫一个干净利落。这场“上党战役”的胜利，就像一记重拳，直接打在了谈判桌上，让老蒋不敢轻举妄动。
最后，“双十协定”签了，虽然我们心里都清楚，那不过是一张纸，但它实实在在地为我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有了中央的精神，山东这边立马就动了起来。咱们的部队整编成五路大军，对着那些还没缴械的日伪军就发起了猛攻。我们鲁中军区是第一路，王建安当司令。部队一整合，好家伙，乌泱泱将近四万人，兵强马壮。
当时的目标很明确，拿下省会济南。为此，山东军区还专门成立了个“济南前线总指挥部”，肖华当总指挥，王建安是副总指挥。部队磨刀霍霍，一路向着济南进军。
可没想到，老蒋的动作比我们预想的还快，他派出的接收大员和部分军队，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抢先钻进了济南城。城里的日伪军得了令，死活不向我们投降。我们当时的装备，说实话，打县城还行，攻坚啃济南这样的大城市，确实力不从心。
没办法，刚成立没几天的“济南前线总指挥部”就地撤销了，王建安这个副总指挥，还没来得及正经指挥一场大仗，摊子就散了。部队只好调转枪头，去打胶济、津浦铁路沿线的中小城市。
也算是因祸得福，十几天里，临朐、益都、莱芜、博山这些县城接连被我们拿下，也算断了济南的一条臂膀。
更大的棋局，其实在东北。中央的战略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要把东北那片黑土地牢牢抓在手里。一声令下，罗荣桓同志带着山东的六万多精锐主力，浩浩荡荡地就开赴了东北。我们鲁中也抽调了一万三千多人，都是百战余生的老兵。
人一走，山东的防务就显得空虚了。不过，中央很快就做了调整。陈毅、饶漱石同志带着新四军的主力从华中北上，来到了山东。华中局和山东分局合并，成立了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陈老总坐镇临沂，整个山东的局面一下子就稳住了。
我记得特清楚，新四军三师路过我们鲁中区党委驻地的时候，师长是黄克诚同志。他那人，特别爽朗，跟我聊起天来，对时局的分析那叫一个透彻。他说罗荣桓同志劝他身体不好，留在地方工作，他硬是不同意，说非要去东北打上几仗再说。这种老革命家的豪情，真是让人打心底里佩服。
领导班子也跟着调整，向明同志当了区党委书记，王建安还是军区司令，我呢，就任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军区第一副政委。担子更重了，责任也更大了。
转眼到了1946年春天，陈老总在临沂开高干会议，传达中央的精神。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别看签了协定，对老蒋不能有半点幻想。大革命的教训在那儿摆着呢，枪杆子，一刻也不能放松。
会后，部队搞起了百日大练兵，地方上就抓减租减息，巩固根据地。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队伍里出了一些思想问题。
有些干部，特别是进了城的，觉得革命成功了，天下太平了，开始犯“和平病”。不想再过苦日子，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讲究吃穿，琢磨着要待遇、要地位。而在农村的同志呢，又觉得憋屈，削尖了脑袋想往城里钻。
这种苗头很危险。我在区党委机关大会上，专门作了个报告，狠狠地批评了这种思想。我说，胜利面前更要清醒，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不是为了个人享受。这番话，算是给当时一些发热的头脑浇了点冷水。
更大的难题，是怎么巩固那些新解放区。这些地方，群众基础薄弱，敌伪残余势力盘根错节。区党委决定，发动群众，搞反奸诉苦、减租减息。
这法子，在老区用得好，在新区也一样管用。我们派工作组下去，先搞试点。群众一听说是斗汉奸、减租子，那积极性一下就上来了。几十年受的苦、受的怨，一下子全倒了出来。
运动搞得是轰轰烈烈，几十万群众参与进来，很快就把新区的局面打开了。工会、农会都建立起来，人民政权也稳固了。
不过，凡事就怕过火。运动搞到后来，有些地方就出了偏差。一些干部政策水平不高，把减租减息搞成了没收地主全部财产，甚至连富农、中农都给捎上了。更离谱的是，有的地方竟然还出现了分地主家小老婆、丫鬟的荒唐事。
向明书记知道后，气得不行，亲自跑到问题最严重的县里去“纠偏”，严厉批评了那些违反政策的做法，才把这股歪风刹住。
可没过多久，中央的《五四指示》下来了，政策从减租减息变成了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这下，那些被向明同志批评过的人又不服气了，觉得自己的做法才符合中央精神。
这事儿在当时争议还不小。我觉得，看问题得有历史眼光。陈老总后来的总结就非常到位，他说，反奸诉苦、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是两个不同阶段的任务，用的是不同的政策，不能混为一谈。在那个时间点，向明同志坚持政策，制止过火行为，是完全正确的。
说到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它是一股洪流。掌舵的人既要顺应水势，又要防止船被冲得粉碎，这其中的分寸，真是难于上青天。每一步，都走得惊心动魄。